全国首批130余所本科院校转型 记者对话广东试点单位东莞理工学院副书记吕琦元

深对话

我国高等教育或许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调整。

自6月23日，教育部颁布了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以来，调整计划正式“上线”。然而，数量并非之前传出的600多所，而是首批130余所，且地方本科院校居多。

从综合类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技术学校，是真“掉价”还是暗“增值”？转型的初衷是冲动还是纠结？记者走访广东首个转型试点东莞理工学院，对话学校党委副书记吕琦元，寻找其中的答案。

文、图／本报记者杜安娜

实习生刘璇

7月21日，虽然已进入暑假假期，学校内一片宁静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东莞理工学院正式成为广东改革试点后的首次招生，在学校党委副书记吕琦元看来，这次招生很重要。

要反思教学模式和方法

记者：上月底，教育部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和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(2014~2020年)》，有评论认为，这标志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完成，打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“瓶颈”，您怎么看？

吕琦元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遵从国家职业基础教育的发展要求的。

上世纪中期，人们发现：学校应该和经济、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。在此之前，高校都是做研究的“象牙塔”。二十世纪之后很多高校逐步走出了这个“象牙塔”。

最典型的是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应用技术大学，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形的。德国是产教融合的办学体系，学校从小学就开始分类了，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。

但我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美国相似，而没有采用德国模式。

记者：我国大学培养模式目前现状怎样？

吕琦元：本来高校是走两条路：研究型的和应用型的。它们之间并不孤立，到了上面又融合在一起。

研究型的学校可以做到很高的水平，如北大、清华。当然，它们也说自己是应用型的，也培养博士。应用技术大学也有相应的硕士、博士，从两者毕业的同学们都可以互相考取。相互之间是可以像“立交桥”一样互通的。

我国现代的高等教育，在初中升高中时，一部分同学读了职校，一部分读了普通高中。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，只能考高职、高专，考大学的不多。于是两个教育体系就分开了。

在1999年扩招以后，有些院校培养的学生的就业率不太理想，职场的需求和我们培养的人才之间出现了不对口。因此我们要反思自己的办学模式和办学方法。

记者：东莞理工学院成为广东省本科院校转型应用型大学的改革试点，学校乐意吗？毕竟不少人认为转型后，好像身份就降了。

吕琦元：教育部从2013年1月开始了应用技术大学的研究，广东省就推荐了我们学校和广东白云学院。

那年以后，很多独立院校都是由师范学院改建过来的，面临着转型的问题。

“不在意戴什么帽子”

记者：作为改革试点学校，是怎样的一个想法？

吕琦元：我们提出了1999年“升本”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、独立学院的定型发展和高职院校的整合发展三个概念。

独立学院转型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型，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的定型发展。现在很多独立学院还是依托的状态，慢慢就成为真正的独立学院了。

我们现在在做的是：给高职建立“3+2”模式，这样的对接不是简单的专升本，其办学方案要和我们学校的办学方案相对接，学生们读完三年后要进行考试，才能进入我校就读。这在省内，是一个创新。

我国教育的现状就是“上了船没有码头”，如果多建一些码头，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

记者：目前转型的难点在哪里？

吕琦元：我们东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就是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。我们的专业就包括了电子、计算机、机械模具等，我们和230多家企业、许多协会都有对接，也明确的办了几个产业学院。

之所以参加教育部的项目，是希望借助这艘“船”，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，借助“外部”的力量，提升我们的办学水平、质量，探索是否能走出一些和其他本科院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来。

我们跟其他院校不一样之处在于，我们没有强大的垄断行业支撑。东莞的发展过程，是自身发展过程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，在某种程度上产业和所有制都是多元化的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培养的是既要有技术理论，又能学会应用的人才。现在大多数毕业生技术理论学得很扎实，但动手不行。现在生产线和研究产品中间还有一个环节。那么应用技术大学就在解决这个环节的问题。

记者：本科院校会不会在此级别上进行调整、降级？学校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？

吕琦元：从目前来看，不会降级。现在大家对技术应用大学还不一定能够接受，我们很积极的参与这项工作，不在意“戴帽子”的问题。

现在很多人把分类改革当成分级改革。其实，现在国家提出来分类改革，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分类发展，涉及到今后的人才培养标准和教师标准的问题，要重新建立一套体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同的类型可以有同样的水平。应用型大学也可以做到高水平。学生也可以做到博士、博士后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应用型大学办得数一数二。

转型暂无时间表

记者：这次改革有没有影响到招生？

吕琦元：今年我们的招生情况还是不错的，和往年比更接近省线了。今年我们扩招了七百多人，一次投档满了，超过了一百多人。如果这样看，我们招生的档次实际上是提高了。

记者：有没有学生或家长电话来询问学校转型的事？

吕琦元： 高中老师倒是问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解释了好长时间。

记者：您觉得转型是“危”还是“机”？

吕琦元：我们希望能发声，希望在教育部、省里，在推进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。

现在地方院校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，特别是理工类的大学，比如财政如何支持？因为理工科的办学成本远远高于文科类院校，我们一个专业的实验室造价就高达一两千万元。理工培养不能上大班课，实验必须分小班进行，文科则没问题。

我们广东的很多地方院校，没有坚强的企业支撑，都是综合类的。这需要政府来调节。德国的做法是，学生到企业实习的时候，政府会提供补贴，把所得税扣减，国家承担了这个资金。在我国，暂时还没这做法。

另外，有课程设计的问题。无论是“2+2”还是“3+1”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企业、生产一线、社会管理一线接轨，课时的标准应该如何计算？一些基础课程，如英语、数学、政治理论课，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少或设为选修？还有，教师的职称问题。就应用技术型大学而言，教授的论文的发表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，是否可以参与生产过程，为企业解决问题作为评判标准？在这些方面都希望进行配套的修改。

记者：转型算是正式启动了，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？

吕琦元：目前我们把自己的方案报给了省里，省里也上报到国家了，国家方面还要再研究。

现在成立了一个应用技术大学的联盟，都在探索这个事情。现在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相同的是大家都在往应用型的方向走。

地方院校先转 重点大学未闻

7月22日，东莞理工学院完成了今年的招生，其党委副书记吕琦元也长长舒了一口气。今年的招生情况“不赖”，不仅录取分数高于往年，而且还扩招了700多人。

今年1月，东莞理工学院被选定为广东试点，成为全国“变身”职业技术学院的130多所大学之一。那之后，吕琦元收到很多高中老师的电话咨询，“说你们是不是‘掉价’？”他解释说，“虽然对学校来说是投石探路，但也是顺势而为。”

他坦言，这次调整，和学校未来发展方向也是不谋而合的。

现状：“转”的都是地方院校    国家重点院校暂未闻

自去年被选定为广东试点之后，东莞理工学院的身影很“活跃”。吕琦元觉得，这或许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
他坦言，作为一家地方的二本院校，身份也挺尴尬。虽以理工技术见长，但背后却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，每年需要巨额的投入。

和全国130多所试点一样，“转”也是一种内在的“冲动”。“不如早转，喝个头啖汤”。

从目前“开转”的学校来看，有130余所高校已经提出了转型试点申请，其中以地方本科院校居多。

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即将转型的多所本科院校，并不局限于新建院校，也可以是历史悠久的名校。

不过，据记者了解，暂时还没有“211”、“985”高校提出转型申请。

推进：高校分类需重新设计

据了解，高等教育的一些本科院校将转为职业教育，去年开始才进入到实施环节，此前还只停留在“讨论”阶段。

吕琦元告诉记者，他也是从去年1月份才被正式告知，转型是要动真格的。经过几轮讨论和实践，他发现，“除了学校‘动’起来，教育管理部门还需要一套新的分类标准、学校及教师的考核体系，以及学校的课程设置。”

“比如，目前大学的分级方法是否适用？还有英语、数学、政治等基础课程的设置，需不需要占这么大比重？教师的职业晋升，是不是仍以在学术刊物上的发稿量来作为考评标准？”吕琦元提出一连串建议。

只是，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，至于转型时间表，目前还很难确定。

未来：中职生将来能深造成博士

对于一个普通的中职生来说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“一名中职生，今后将可以读专科、本科，甚至深造为硕士、博士。”吕琦元说，学校转型后，就是要搭建这样一座桥梁。“这就给那些职业倾向比较清晰，但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学生，有了一个上升的通道。”

它打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“瓶颈”，让中职生有机会完成从低等到高等的过渡。

如“3+2”模式，中职毕业的中专生，如果深造2年，可以获得大专文凭；而高职毕业的大专生，深造2年可以获得本科文凭。

同时，他们也可以选择“3+2”人才分段培养等模式：就是完成了前半部分，就可以拿到前半部分证书，进入到后半部分，学业合格也可以拿到另外的证书。转阶段时不需要再参加全国高考。(大洋新闻时间: 2014-07-25 来源: 广州日报)